治理陷入困局。矿工联盟与纺织工联盟如同两股对立的力量，在资源分配与政策倾斜上各执一词。
矿工们主张“工业以能源为先”，要求加大矿山投资与运输基建；纺织工们则强调“民生为本”，呼吁增加轻工业原料配额与市场流通渠道。
这种矛盾在工业部的会议上激化到顶点——来自不同地区的负责人为争夺工业区建设的优先权争得面红耳赤。
“景川省的煤炭储量占全国六成，工业区必须优先落地这里！”“五大湖区域的云陇省与沼泽省水网密布，纺织原料运输成本低，轻工业基地建在我们这儿才符合经济规律！”
争吵声中，区域利益压倒了全局规划，会议往往因无法达成共识而草草收场，国家产业布局的统筹推进严重受阻。
在治理体系中，一个更隐蔽的问题正在滋生：以工程师、军官为代表的“专家阶层”逐渐脱离群众。
国家建设高度依赖他们的专业技能，却也让他们在资源分配与决策流程中占据了特殊地位。部分工程师在项目审批中优先考虑家乡所在地区的利益，将技术评估与地域情感挂钩；一些军官在基建项目招标中，暗中为关联企业开绿灯。
这种特权意识的蔓延，更体现在日常生活中——工厂管理者利用职权给自己分配额外的住房配额与紧俏食品，“特殊供应”的名单越来越长，与普通职工的生活差距日益明显。
“他们拿技术当资本，拿权力当筹码，早就忘了自己也是工人的一员。”一位老工人在车间角落的私下议论，道出了基层对特权阶层的不满。 如果不是因为还有着工会的制约，工厂的问题将更加糟糕。
追根溯源，这些问题的核心在于缺乏一个真正的革命政党作为先锋队。朱昭熙也终于是明白了过来，制度的框架需要思想的灵魂来支撑，而思想的传播需要组织的力量来推动。
如今的治理体系中，各级官员更多是执行指令的行政角色，而非发动群众、凝聚共识的革命骨干。
当《货殖通论》的理论尚未转化为基层的行动自觉，当利益团体的诉求缺乏统一的价值引领，整个国家的发展便如同失去舵手的航船，在各种现实矛盾的浪涛中颠簸。
地方农庄的生产效率、工厂的管理活力、行业间的协作效率，都因这种组织与思想的缺位而大打折扣。
改革三年，破旧易，立新难。旧问题的清除只是第一步，如何在新体制中构建统一的思想认知、打破利益集团的壁垒、防止特权阶层的固化，才是决定虞国未来走向的关键。
理论的光芒需要更广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