策中扮演了双重角色。明代洪武年间设茶课司统一收茶，茶马司专管以茶易马，严禁私茶贩运。万历二十三年（1595年），安化黑茶被定为官茶，通过陕甘茶马古道输往西北，成为稳定边疆的重要物资。清代官茶分为易马、征税、进贡三类，泾阳茯砖长期流通西北，被居民视为生活必需品。这种“以茶制边”的策略，虽巩固了中央对边疆的控制，但也因赋税过重导致陕茶道沿线茶农贫困化。
在全球贸易中，官茶赋税成为殖民者掠夺资源的工具。18世纪英国通过《茶税法》允许东印度公司低价倾销茶叶至北美，维持高额茶叶税，直接引发波士顿倾茶事件（1773年），成为美国独立战争的导火索。19世纪英国为扭转对华贸易逆差，发动鸦片战争（1840-1842年），强迫中国降低茶税并开放通商口岸，导致中国茶叶出口量激增但利润流失，印度、锡兰（今斯里兰卡）茶叶趁机崛起，终结了中国对全球茶叶市场的垄断。
四、历史镜鉴：赋税、权力与反抗的永恒博弈
官茶制度的历史表明，赋税轻重始终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博弈的焦点。唐代茶税从10%增至15%，宋代榷茶制下茶农“弃茶逃亡”，清代官茶虽丧失主导地位，但赋税遗留问题仍影响至今。这些案例揭示：当赋税超过社会承受力时，经济扭曲与社会动荡便不可避免。无论是唐代的私茶泛滥、宋代的茶园荒废，还是北美的独立运动，均印证了“税重则民反”的历史规律。
如今，官茶已退出历史舞台，但其赋税逻辑仍在某些领域隐现。从历史中汲取教训，或许能让我们更审慎地平衡财政需求与社会公平——毕竟，任何制度的生命力，都取决于它能否在权力与民生间找到微妙的平衡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