都城的绸缎商们，聚在密室里传阅着从岷国传来的《国政革新令》抄本。其中一人拍案道：“徐尚书能让岷国赋税减半，凭什么我们就要被代皇的绸缎庄压得喘不过气？
他朱家能做皇帝，我们就不能做这代国的主？”这话虽大胆，却无人反驳——代国皇室的绸缎生意，靠的不是手艺，而是禁止民间织锦的法令，早已让同行恨之入骨。
庆国盐湖的工头们，则在工棚里用炭笔在墙上画下徐珵的画像。“听说这人是靠算学起家，不是朱家宗室，”
一个老工头摩挲着画像，“咱们庆国的盐税，够养三个皇帝了，要是也有这么个人出来，把那些姓朱的架空，咱们或许能多领两文工钱。”旁边的年轻工人接话：“何止架空？岷国能做，咱们就不能做得更彻底些？”
韩国港口的船主们，在码头的酒馆里达成了默契。他们不再私下抱怨皇室的“海捐”，而是开始统计自家船队的运力、联络熟悉的海盗团伙、甚至悄悄向虞国的商号打听“购买新式火炮的渠道”。
“等时机到了，”为首的船主低声道，“就让韩国的皇帝，也尝尝‘垂拱而治’的滋味。”
这些暗流涌动，并未逃过虞国对外情报局的眼睛。密探们的报告，详细记录了各国的动向：代国的绸缎商开始串联，筹集资金；庆国的盐工在工头带领下，秘密练习拳脚；韩国的船主与海盗达成协议，约定“时机成熟时共分港口”。
更有甚者，如沈国的铁矿主，竟派人前往岷国，名义上是“考察矿务”，实则是想求取徐珵与石亨的“变革方略”。
对外情报局并未直接介入，只是在关键时刻“推波助澜”。代国的绸缎商缺资金，就有虞国的银行“恰好”推出低息贷款，条件是“事成之后，优先采购虞国的织布机”。
庆国的盐工缺武器，就有虞国的商人“走私”一批锈迹斑斑的旧刀，说是“仓库积压，低价处理”；韩国的船主想了解火炮性能，就有虞国的工程师“路过港口”，“无意”中透露了“某型火炮的射程与装弹速度”。
这些引导，看似微不足道，却让各国的野心有了落地的可能。绸缎商们用贷款扩充了织机，底气更足；盐工们有了刀械，腰杆更硬；船主们摸清了火炮性能，计划愈发具体。
然而，顾虑仍在。最大的障碍，是朱家宗室的势力。南洋十二国的皇室，虽相互倾轧，却在“维护朱家统治”这一点上高度一致。
代国如果有变，庆国可能出兵“平叛”；韩国若动乱，沈国或许会以“勤王”为名趁机扩张。更重要的是，六大强国虽暂无力干