虞国舆论转向务实的风潮，如投石入江，其涟漪迅速扩散至大明联邦各国。与其他国家热衷于空泛的制度辩论不同，虞国的报纸刊物持续以数据和案例为核心，将制度讨论锚定在具体国情之上。
《劳动日报》每周发布《工业数据简报》，详细列出各国钢铁产量、铁路里程、工人工资等可比指标，用“虞国钢轨合格率92%，明国同类产品合格率78%”“洪州共和国工人平均工时12小时，虞国为10小时”等具体数据，替代“制度优劣”的抽象争论。
《农业周报》则聚焦作物产量对比，通过“采用虞国化肥技术的越国农田，亩产较传统种植提升40%”“秦国推广新式农具后，秋收效率提高25%”等案例，说明技术适配性比制度标签更重要。
这种“摆事实、列数据”的讨论方式，逐渐穿透各国舆论场上的喧嚣。庆国都城的《海州新报》原本热衷于刊登“君主立宪三大利弊”之类的论战文章，在连续三周销量下滑后，转而开设“庆国民生数据专栏”，每周公布粮食储备、港口吞吐量、工匠薪资等数据。
引导读者从实际问题出发思考制度调整。代国的《勃固矿工报》不再转载玄中城的辩论摘要，而是组织记者深入矿区，用“某矿每月塌方3次，矿工月收入仅为虞国同行业一半”的调查报道，推动关于安全制度和薪酬体系的具体讨论。
各国的思想家群体也开始分化。曾主张“全盘效仿虞国社会主义”的鲁国学者周明，在实地考察越国农业人口占比达83%、工业基础几乎为零的现状后，发表《论小国制度选择》，承认“鲁国若照搬虞国的工厂管理模式，只会导致大量农民失业”。转而提出“以改良封建制为基础，逐步引入技术革新”的渐进方案。
洪州共和国的经济学家李修，在对比洪州私营企业占比90%、社会保障覆盖率不足10%的实际情况后，修正了“完全市场化”的主张，呼吁“建立基础的劳工保护法”。这些基于国情的反思，让制度讨论从“主义之争”转向“适配之论”。
南洋诸国对这场思想浪潮的承受能力，呈现出显着差异。对人口不足百万、财政收入仅够维持基本运转的小国而言，任何形式的思想动荡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。
庆国皇帝朱秩煃在收到地方报告后发现，仅坤泽城传来的三本小册子，就在其都城引发了三次小规模集会，参与人数从数十人增至数百人。而庆国全年的财政结余，仅够支付一次平叛军费，若动乱扩大，国家根本无力应对。
同样处境的韩皇朱范圯、秦皇朱志邅、周皇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