拿掉，而且还出于自己的意思，向我讲了票子的事——当时我跟所有的办案人员一样，根本做梦也役有想到有票子的事——他何必这样做呢？请看，他的行动，完全不同于凶手或者同谋犯所可能会釆取的行动，所以我当时不得不认定：‘好吧，不论罪犯是谁，反正决不可能是詹姆士·诺克斯。’”
“谢天谢地！”诺克斯嘎声说道。
“还不妨看一看，”埃勒里接着说道，“这样一个逆推而得的结论，在当时看起来好象无关紧要，却产生了什么后果。我们知道，只有凶手或者他的同谋（假定他有同谋的话），才可能写这两封恐吓信——因为两封信都是打在半张期票上面。那么，既然诺克斯先生不是凶手，也不是同谋，两封信也就不可能是他所作，尽管信是从他的那架自有特色的打字机上打出来的。关于信是出于他的打字机这一点，我昨天已根据英镑符号作过推论。由此可见——而这是相当惊人的——打出第二封信的那个人，是故意使用诺克斯先生的打字机的！目的何在呢？无非为了要让‘3’字失误，并且露出英镑符号——这当然是存心失误和存心露出的——从而构成一条线索，我认为，他打算通过这条线索引向诺克斯先生的打字机，制造一种假象：信出于诺克斯先生之手，因此诺克斯先生就是杀人凶犯。这样，也就是另一次陷害——这是第三次了，前两次构陷乔治·卡吉士和吉尔伯·史洛安，都没有成功。”
埃勒里若有所思地皱起了眉头：“现在我们要上升一步，进行更加缜密的推理了。请注意！有一点是非常明显的：真正的罪犯在把詹姆士·诺克斯构陷为杀人凶手和潜在窃贼的时候，必然会考虑到詹姆士·诺克斯在警方心目中是否认为有此可能！如果真正的罪犯明知警察当局不可能认为詹姆士·诺克斯是罪犯，而还硬要制造詹姆士·诺克斯是罪犯的假象，那未免太蠢了。因此，真凶决不可能知道一千块钱的票子的事。他要是知道的话，就一定不会构陷诺克斯先生了。于是，单凭这一点，就可以不折不扣地把一个人排除在可疑对象之外了，更何况此人还是维多利亚博物馆所委派的密探呢——当然，身为密探这样一个事实，并不能必然地使其免受怀疑，只能据此振振有词地推测她是清白的罢了。这个人就是在座的一位漂亮姑娘，我注意到她的脸越来越红了——她就是布莱特小姐；因为，当诺克斯先生告诉我一千块钱票子的事的时候，她也在座，如果她是凶手，或者甚至只是凶手的同谋，她就不会去构陷诺克斯先生，也许不会准许凶手去构陷诺克斯先生的。”
听到这儿，琼挺直了身